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前面引用了小奥利弗·W.霍姆斯的一段话，我一直很喜欢：
“除了无条件地接受宇宙之秩序外，/近来我最赞赏的文明之功绩/是它造就了艺术家、诗人、哲学家/和科学家。但是，我现在认为/文明最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此/而在于这芸芸众生/都能直接感受到的事物。人们常说/我们太沉溺于生活的方式，我却要说/文明的价值就在于让生活方式更加复杂；/……生活本身就是目的。/若问生活有价值否，惟一答案/就是你是否拥有足够的生活。/还有一点不能忘不了记。我们每个人/都已经濒临绝望，我们正在漩涡中下沉。/托起我们的身体使我们浮出水面的，/是希望，是对生活的价值/和我们的努力的不可解释的信念，/是心灵深处源自我们力量之发挥的潜意识。”
这位大法官认为人类最伟大之处，不是“知识”，不是科学艺术上的成就，而是沉浸于生活本身。这段话让我想起意大利诗人戈扎诺（Guido Gozzano，1883-1916）。
出生于富裕家庭、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诗人，却认为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将他禁锢于抽象的、理论的世界，使他成为了真切鲜活的生活的局外人。他在代表作《幸福小姐》（La signorina Felicita, ovvero La Felicità）中，指出了对自己这种知识分子身份的厌恶：“是的，作为诗人我感到羞愧！”（sì, mi vergogno d’essere un poeta!”）在这首长诗里，诗人回忆起和一个乡下姑娘相爱。这位少女和传统诗歌里的女主角不同，她长相丑陋、没有文化，在乡下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，勤恳热衷于缝补工作。但诗人正是艳羡她这种平凡和无知，以及那真切、怡然自得的生活——“真真正正地生活！”（“vivere di vita!”）
霍姆斯认为比起文艺、科学成就，生活的价值更在于它本身；戈扎诺对知识分子的身份表示嫌弃，追求简朴的、实在的、接地气的生活。然而在《泽诺的意识》中，泽诺对生活本身却抱持着全然悲观的态度，他认为人的生活一开始就是错误的、患病的——“只消想起我们作为人期待从生活中得到的所有东西，就足以看出，生活是如此奇特，以致会由此得出结论：也许，人被放进生活里去是错误的，因为人根本不属于生活。”
另：文中引用的《幸福小姐》的诗句是我自己翻译的，水平有限，欢迎指正。
书：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 简·雅各布斯/著，金衡山/译，译林出版社；《泽诺的意识》 斯韦沃/著，黄文捷/译，安徽文艺出版社